不可或缺之信

2016-06-28 10:49      来源: 凤城时讯

  有一次楚国攻打宋国,宋襄公帅军迎战,在泓水边排好阵列,楚军则要度过泓水才能两兵相接。宋将子鱼看到楚国兵多,建议趁楚军渡河时发起攻击。宋襄公却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意思说,君子不杀伤兵,不擒头发花白的老兵,古人作战不在关隘险地偷袭取胜,我虽是商朝亡国侥幸偷生的后人,也不会进攻没站好队列的军队。结果可想而知,等楚军全部过河摆好阵列,宋军因寡不敌众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第二年就死掉了。这就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泓水之战。毛泽东曾拿宋襄公当过反面典型,说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其实宋襄公表现的不是仁义,而是信义,也就是信守兵家对战的规则。从宋襄公的振振有辞看,那个时代大约有这样的战争规则,然而随着战国时代的降临,各国纷争越来越激烈,这种规则也就为无底线的兵家“诡道”所替代了。正如现代战争也有《日内瓦公约》等一系列人道主义规则一样,对规则的信守本不该被嘲笑。宋襄公大概有一点迂阔,有一点耍贵族风度,但他的悲剧所体现出的“信”,应该被提炼出来,不能与愚蠢混为一谈。

  信之为德,居然“民鲜久矣”。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圈定了“诚信”这个词,但社会面的改观恐怕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可紊”““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这是以前垂髫孺子背的东西,如今却成了众多社会问题中的一个主要症结。可以说儒家辛辛苦苦建立的一个普遍道德,被我们给搞丢了。

  “信”虽为儒家五常之一,但它是一个含义非常单纯的词。“信”在古汉字里写作“人+口”,《说文》解释为“诚也”。诚实就是“信”的基本含义,后来引申出信誉、信任、相信等等意思都与本意相近。所以“信”的含义远没有“仁”“义”“礼”那么丰富。《论语》中提到“信”38次,但都把它作为一个基本的道德要求,没有附加更多的解释。孔子这样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你连“信”都做不到,那就别混了。

  《论语.述而》中提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就说孔老师主要教这四门课程,文是古代文献,行是社会实践,忠是对人忠诚,信是为人信实。这样说来,好像信是一门大课程。可事实上,孔子在《论语》中并未过多解说“信”,也并未过多解说“忠”,孔子倒总提“主忠信”,即要以忠信为主,但“忠”与“信”都是含义很单纯的词语,孔子没必要去解释它、也没想要去丰富它,更不可能把它当成主要课程。因此,一直有人怀疑这章是错简,字句有遗漏。总之从孔子在《论语》中的言论看,他仅仅把“信”视为一个道德的元单位、基本点,比如他说,行“恭、宽、信、敏、惠”于天下者为仁矣,说明“信”只是“仁”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信”很重要,但它没资格与仁、义、礼这些儒家标志性的道德准则并列,它没有那么宏大丰富的内涵。孔子的弟子们有问“仁”的、有问“礼”的、有问“孝”的,没有人傻乎乎地问,老师,信是啥意思?那相当于你去问大学老师,一加一等于几?

  “信”简单却重要,对于个人来说,它是立身之本,这点已无须论证,孔子也是一语带过。对于国家来说,“信”也是立国之本,孔子仍是点到而止,因为这点也无须论证。不过孔子强调了“信”对政权的重要程度,即“民无信不立”。子贡问政,孔子说了三点,足食、足兵、民信之。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点呢?孔子说,去兵。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再去掉一点呢?孔子说,去食。并解释说,没有粮食大不了大家一起饿死,但没有人民的信任,国家是立不住的。孔子将“取信于民”提到了比军队、比粮食、比生命更重要的高度。这一番警世恒言为后世津津乐道,想来也出乎孔子的意料,因为这不是很复杂的道理。就像如今经常有人忧心忡忡地大谈诚信乃立身之本、立业之本、立国之本,夫子天上有知,恐怕只能摇头叹息了。“信”这种基本道德都成了稀缺资源,真是不知其可也。

  “信”之所以被提升为儒家“五常”之一,是因为借了“五伦”的光。五伦是儒家伦理的主干,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中庸》称之为“五达道”,即五种天下通行的道理。孟子将其总结为五种人伦关系,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伦理关系既为儒家思想治天下的骨架,“朋友”虽不是其中最重要的,也算其中一维,与其对应的“信”自然也被纳入“五常”。《论语》中提到信,也多用于朋友之间。比如曾子所谓“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所谓“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孔子将“信”视为立身和立国之本,其弟子根据老师的思路做了进一步的补充。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这一点补充特别重要,指出了信的原则,信不是轻信和盲信,必须要近于“义”,也就是要合理、合宜,只有合宜的信,才值得去践行诺言。这话接近孔老师那句“君子贞而不谅”。谅是小信,孔子意思说,如果小信与你的操守相冲突,就不必守信。子夏则从治国层面分析了“信”,“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就说君子必须先取信于民,才可以去役使人民,否则人民会以为是虐待自己;必须先取信于君王,才可以谏言,否则君王会觉得是诽谤自己。这个补充一来解释了为何“民无信不立”,二来具体了“信”在官场的应用。及至孟子,并未对“信”的内涵做出什么拓展,单单强调了信与义的关系,即“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这话谈不上有新意,但好在干脆直接,所以流传更广。 儒家重信,也讲究权变,大约不至于犯宋襄公那种错误。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孔子周游列国时,走到了卫国的属地蒲,正赶上蒲人反叛,蒲人知道孔子和卫国高层关系不错,怕他跑去通风报信,就把孔子扣留了。经过一番斗争,蒲人同意放孔子走,但要他答应不去卫国。孔子说好好俺不去,谁去谁是小狗。结果孔子离开蒲城就跑卫国去了。弟子一看,就问老师,约定也可以背弃吗?孔子说,“要盟也,神不听”,就说这种要挟下的约定,神是不会听信的。(张阳)

责任编辑[ 杨桂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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