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中细思,品味人生智慧 —读历史小说《曾国藩》有感

2016-03-15 10:30      来源: 凤城时讯

  在中国近代史,曾国藩是最显赫又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理学家、军事家;他的家书和训诫,实现了曾氏家族的“长盛不衰,人才辈出”,被世人津津乐道和广为传诵;他少年得志,官运亨通,曾任五部侍郎,最后封侯拜相,位极人臣,成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他书生带兵,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及绞杀天津教案,延续了清王朝的苟延残喘;纵观其传奇的一生,褒扬者誉之为千古完人楷模,斥骂者贬之为汉奸屠夫民贼;细细品读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后,孰是孰非,功过与否,已了然于心!

  最初印象中的曾国藩,当然是课本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刽子手,十足的反面形象,剿捻军、办天津教案,无不一个“杀”字,因而留下“曾剃头”的恶名。可近年,随着曾国藩系列作品的大量问世,尤其是其在百家讲坛中的备受推崇,人们对曾国藩一生的功过是非,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个从湖南双峰县荷叶塘镇走出的农家子弟,资质平庸,没有祖业和靠山,全凭自我奋斗,是怎样完成其跌宕起伏又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已经历任五部侍郎又何以转战杀场,成为清王朝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收集了很多有关曾国藩的书籍,最能让我读懂、引发兴趣的还是唐浩明编著的《血祭》《野焚》《黑雨》这三部作品。

  作品用现代文编写,以小说的叙事手法娓娓道来,读起来不枯燥,不乏味,把他以平天下为己任的魄力、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刻画得入木三分,读罢,心中曾国藩的形象已是跃然纸上。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曾国藩虽一介书生,但有着与辛弃疾一样大丈夫当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当时的清王朝,大厦将倾,洪秀全在1851年底于永安建立新的政权后,正式与清廷分庭抗礼,随后,太平天国军杀至两湖腹地,兵围长沙,攻占汉阳、武昌,所到之处,清军不是一触即溃就是闻风而逃。清政府无奈,见八旗、绿营已无法控制局面,便令一些在籍的大员编练团勇,抵御太平军,此时曾国藩正在籍为母守制,也接到了这样的谕令,本书正是以此开始为契机,其为京官时的经历、人脉及见解仅在以后的事件发展和内心活动中或轻或重的带过,重点铺陈曾国藩是如何书生领兵,踏上征战沙场之途,期间初至湖南官场如何遭到排斥、处处掣肘,湘勇如何节节败退、几近覆灭、虽两次投江但最终力挽狂澜,平定天下,终成一生伟业的过程!

  细细品读此书,感受他一生的历程,让人由衷的感叹,建功立业缘于一个“变”字!用曾国藩自己的总结归根于“适时则贵、失时则损”:即根据适当的形势,做出适当的判断,采取正确的措施来“求变”,才能取得成功;否则胡乱求变,不仅难以成就大事,反而会导致身家之败,性命之忧。这也正合乎他的友人欧阳兆雄对他的评价,即“文正一生有三变:学问,初为词赋,中为与唐鉴学理学,后随刘传莹学训诂小学;为官,在当京官时,宗法二程兄弟和朱熹一派;办理湘军时,又转而信奉申不害、韩非的法、术、势理论,最后又学老、庄之学。”这一精准的归纳反映了曾国藩与时推移、善于求变的非凡能力!曾国藩的梦想是成为“天地完人”的儒家信徒,为什么又突然变成了申不害、韩非的学生呢?这就要着重从第三次“求变”说起,前两次的“求变”与他的信仰、身份、地位相关,最关键的第三次“求变”,是他能够取得平定太平天国这一“巨功”的重要条件,也最终成就了治国平天下的夙愿。

  曾国藩初至湖南操办团练时,认为乱世需用重典,对官场严加整饬,对匪盗严加镇压,“宁可失之于严,不可失之于宽”,由于采用手段过于强硬,遭到官员的一致排斥,致使多方受制,饱受压抑;在制止民众叛乱上,“宁愿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放过一个衣冠败类”,引发民怨沸腾,被百姓咒骂成“曾剃头”。在经历火宫殿事件后,曾国藩被迫出走长沙,来到衡阳,继续操练兵勇,本寄希望于打几场胜仗,扬眉吐气,一雪前耻,可在与太平天国军的几年交战中,曾国藩自认训练有素的湘勇却不堪一击,一败涂地,就连多年呕心沥血培育的水师也被石达开几近肢解,绝望之下曾国藩曾两次投江,被世人沦为笑柄,之后不久,也就是被石达开第三次大败后,曾国藩父亲去世,他借故推掉一切差使,回家守孝三年。他本意是想以此来要挟朝廷给予更大的权力,但朝廷竟顺水推舟地批准他在家守制,更使他有苦难言。而他不顾大局,借口守孝,将军政大事推得一干二净的做法,也引起了许多正直人士的愤怒。此时的曾国藩四面楚歌,既有亡亲之痛,又被朝廷抛弃,再加上朝野非议,事事碰壁,忧郁难解,导致了失眠之症。在守孝的一年半中,他仔细地考量了自身处境,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听从友人建议学习“黄老”无为之道,变刚为柔,以柔克刚,纠正以前过于刚直的弊病,扩大了弹性空间。当朝廷再次形势危急,无人可用,下令他重新率军时,曾国藩一改往日常态,采取以退实进的技巧,欣然奉命,咸丰帝见他如此乖巧,称赞他“忠勇可尚”,重新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当然也获得了更大的地方行使权力;在处理与同僚关系上,曾国藩也同样采取“柔术”,以有进有退的灵活策略而建立了良性关系。“黄老”之术实在使他受益匪浅,他自己也感到这次真正捕捉到了为人与做官的真谛。正如他在一封家书中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曾国藩一生三变,使自己由一个迂腐的儒家信徒变为治繁理乱、再造盛世的英雄,实现了由“修身”到“平天下”的重大跨越,再次验证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名言!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遇到的困难或遭受的挫折与古人相比甚微,所以更应当在身处逆境时,考量自己,不要一味地怨天尤人、自怜自艾,为失败找借口,应学习前人分析自身存在的问题,考量自己以往的做法是否得当,以退实进,积极求变,适应环境,虽无需像曾国藩一样“平天下”,但起码会紧紧抓住实现梦想的机会,达成梦寐以求的愿望!

  曾国藩一生适环境而变,他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意民情,图强求变:在军事上改革兵制,创建新式军队,加强先进武备;政治上发动地主绅士和儒家知识分子团结一致;经济上广开财源,多方筹饷;尤其在在思想上,他开放思路,勇于求变,引进西学,率先发起自立图强的“洋务运动”,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真正的落到实处。他主持修建安庆军械所等一批民用和军事工业,并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为近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储备了人才,使国家走上增强自身力量的良性轨道。有人说:曾国藩是一个矛盾结合体,他既维护了传统又超越了传统,他保守旧物的同时又冲撞了旧物,作为“中兴名臣”之首,他是中国封建文化的自觉代表,作为“自强新政”的首创者,他又不自觉地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引入打开了大门。曾国藩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正面临着亡国亡种亡文化的内忧和外患,他遵奉“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入世,挺身而出,利用各种形势变化,采取不同的手段尽量缓解危机,同时也书写自己的人生传奇。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曾国藩也不例外。有人说他是“誉之为圣相,谳之为元凶”,甚至以汉奸、卖国贼、好名失德的伪君子来盖棺定论。诚然,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起义时的确手段过于残忍,过程过于血腥,以致“秦淮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但是,评价历史人物要结合他所处的时代,身处的地位和奉守的准则,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只要是关乎动摇统治阶级的根基,即便朝廷派的不是曾国藩,换作是别人,也会这样做。况且,太平天国的最后灭亡实质来自于其内部斗争,洪秀全的神权政治愚昧、扭曲,是历史的倒退,后期的天京政权荒淫、腐朽,并未使农民得到解放,只是换了个名义仍将农民束缚在封建剥削统治之下,相反,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为及时解决内部纷争,维护国家统一,恢复和发展生产力,集中精力来抵御外侵,是有一定积极进步作用的。曾国藩一生最大的败笔是天津教案的处理,一生惜名如命的他却永远背负了卖国贼的骂名,成为了永远抹不去的污点。当时的曾国藩身染重病,双目几近失明,在明知可能会使一生功名付之东流的情况下,仍坚持“大将不辞刀头死,岂能因祸福而避趋”,到任之后,面临洋人大兵压境,为保大局而舍几十人性命虽有不妥之处,但也确属无奈之举。丁日昌对此有一公正的评价,他说:“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唱百喝,亦足以蒙视听而挠大计”。曾国藩对天津教案处理的不妥,非他一人之咎,而是国事之弱!

  静中细细思量,曾国藩曾提笔写道:“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当思一博;大地数万里,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夜仅一榻,当思珍惜;古人书籍,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一毛,当思多览;事变万端,人生才力之所能及者,不过太仓之粒,当思奋进”!古人的寥寥数语,告诉今天的我们,什么才是当下应该做的,什么才是应该孜孜孜以求的,应该怎样去书写自己的人生!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亘古不变的,那就是凝聚在曾国藩身上的这种强大力量。(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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